“也不知道怎麼回事，這個男孩，溫德爾，開始變得重要起來。”我對羅賓森大夫說，“我的意思是，對我們來說，至少，是對我來說，他好像越來越重要了。這很難解釋清楚，但不知怎麼的，他成了我和卡洛琳之間的一部分。”
他不是一個尋常的孩子，跟同齡的小孩相比，他個子很大，帶著一些大個子小孩的那種緩慢與笨拙，長得也很憨厚，甚至有點傻，但他的遲緩還不至於到呆滯的程度。我問過心理醫生，但醫生說，其實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只是這個五歲的孩子“很抑鬱”。
溫德爾在他媽媽的案子待審期間，從區收容所被送到了一戶寄養家庭。他每天都能見到爸爸，但沒見過媽媽。卡洛琳和我同法庭方面據理力爭過之後，獲准能同溫德爾聊聊。但實際上，一開始我們什麼話都沒有和他說，我們只是在他去看心理醫生的時候，坐在旁邊，由心理醫生把我們介紹給他。醫生會拿玩具和洋娃娃給溫德爾玩，然後問他對不同的問題有什麼想法，幾乎每一次，他都會說自己沒有想法。這個叫馬丁利的醫生說，溫德爾已經來好幾週了，但從來都沒有問過關於他媽媽的事，一次都沒有，所以，他們也沒有提起過這個話題。
溫德爾一開始就很喜歡卡洛琳，他會把自己的布娃娃給她，還會跟她說話，讓她去看窗外飛過的鳥、開過的卡車或是別的什麼東西。我們第三次還是第四次去的時候，卡洛琳告訴溫德爾，她想和他談一談他的媽媽。心理醫生很緊張，但溫德爾只是用兩隻手緊緊抓著自己的娃娃，問要談什麼。
於是，我們每天都能和溫德爾聊上二三十分鐘。心理醫生顯然也很驚訝，最後，他甚至要求卡洛琳在他和溫德爾談話時也留下來。經過幾週的時間，我們終於通過孩子斷斷續續、雜亂無章的描述，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經過。而溫德爾在這個過程中，除了猶豫，並沒有表現出什麼情緒。他一般就是站在卡洛琳面前，雙手緊緊抓住洋娃娃，眼睛也死死地盯著洋娃娃。卡洛琳問一個問題，溫德爾回答，卡洛琳把他的回答重複一遍，再繼續問更多的問題。溫德爾會點頭，或搖頭，或沒有任何回應。有時候，他會這樣說，“很疼”，“我哭”，“她說我不應該安靜”。
“她是想讓你安靜點嗎？”
“是！她說我不應該安靜。”
如果是別人，這些提問與回答，尤其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也許會顯得很殘忍，但卡洛琳這樣做的時候，看上去卻是那麼溫柔又無私。在開庭審判前不久，卡洛琳和心理醫生終於得出結論，那就是：除非有絕對必要，否則檢方最好不要讓溫德爾出庭作證。卡洛琳說，與親生母親當庭對峙可能會讓這孩子承受不了。但即便是已經作出了這樣的決定，卡洛琳還是繼續去和溫德爾見面，去了解他更多的情況。
“這很難解釋。”我對羅賓森說，“她看著這個孩子時的樣子。像是看透了他的心。她的情感是那麼強烈、那麼真誠，我從來沒想過她會這麼擅長和小孩子溝通。所以，當她展現出這樣的一面時，我震驚了。”
我覺得她越來越神秘了。她就像是某個印度教裡的女神，蘊含著造物主的全部情感。卡洛琳通過她的言行舉止、一顰一笑，打開了我內心一條狂野奔湧、充滿情慾河流的閘門，而她對這個可憐孩子的溫柔照顧則把我拉過了那湍急的河岸，讓我的全部情感都在融化、在吶喊，比性的衝動更加深刻、更加震撼。當她用溫柔真摯的語氣，朝受過傷害、有點遲緩、可憐的溫德爾靠過去時，我已經完完全全地愛上了她，無論這愛讓我如何後悔。
這是一種瘋狂的愛，一種絕望、執著、自欺欺人的愛，一種最真實的愛，不考慮未來、只陶醉在當下的愛。
有一天，我跟馬丁利說起了卡洛琳和溫德爾的這種相處方式。 “這很了不起，對不對？”我問，“很神奇，無法解釋。”我想听到他對她的讚美。
但馬丁利顯然把我的問題當作了純醫學的諮詢，好像我是在問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一現象。他若有所思地抽著煙。 “我也想過這個問題。”他說，然後，他的表情變得很複雜，我想，他可能是覺得他的答案會讓我生氣，或會對他產生誤解，但他還是繼續說了下去，“我相信。”他說，“是在某個很細微的方面，她讓他想起了自己的媽媽。”
庭審進行得很順利。麥克加芬太太的代表律師是桑迪·斯特恩。他是一個阿根廷裔猶太人，很紳士，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頭髮梳得一絲不亂，溫柔的口音和修剪整齊的指甲也很完美。作為辯護律師，他總是彬彬有禮，又一絲不苟，於是，我們也決定根據他的低調風格行事。我們擺出物證，請了多名醫生作為人證，還拿來了溫德爾的體檢結果，再根據各種證據得出結論。然後，我們檢方就下場了。斯特恩上場，他叫來一位心理醫生，醫生作證說科琳·麥克加芬的本性其實非常溫和善良。然後，斯特恩又打破辯護的常規，讓被告自己出庭，她當然否認了一切，然後她的丈夫又來作證，聲淚俱下地說起了他們第一個孩子的夭折，還堅持說他當天目睹了溫德爾自己摔下去的全過程，他說他妻子對兒子的愛是全心全意的。一個高明的辯護律師總是會用隱晦的方式向陪審團傳達信息，這條信息可能是帶有偏見的，或不適合直接說出來的，當黑人受害者指認白人被告時，它可能就是一種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懇求，而現在，它就是一種無所謂、沒什麼大不了的態度。斯特恩是想讓陪審員們知道，科琳·麥克加芬的丈夫已經原諒了她，如果他都可以原諒她，那為什麼陪審員們就不可以呢？
大概是對工作的專注給了我一種逃避的途徑，我發現，只要是在法庭上，我就可以基本控制住自己不去想卡洛琳，我很喜歡這種能長時間集中註意力的方式。當她來到我身邊時，我才會猛然醒悟，甚至驚訝自己的控制力。但這樣的意志力是有沉重代價的，一出法庭，我就基本無能為力了。在詢問證人、蒐集證據的過程中，我都必須努力告訴自己：不要去想她，拜託，現在不要再想她了，但還是想她。我彷佛是在一種恍惚的現實中行動，在各種炫目的虛幻間搖擺，在時時強烈的自責中糾結，而當她出現的時候，我又只能呆呆地看著她，毫無辦法。
“最後。”我告訴羅賓森，“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她辦公室裡加班。”溫德爾的案子快要結案了。戴瑞爾又出庭作證了。老實說，這個男人一副軟弱哀怨、沒法面對現實的樣子很打動人。卡洛琳馬上要對他進行交叉詢問（交叉詢問是英美法系庭審時對證人的一種詢問方法，是一方律師對對方證人進行的可誘導性的詢問。——譯者註），她非常興奮。這個案子很受媒體的關注，每次開庭，法庭裡都擠滿了記者，好幾家電視台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會有相關的報導。而交叉詢問本身也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因為它需要像外科手術一樣精巧的技術：我們必須削弱戴瑞爾作為一名證人的可信程度，但又不能對他進行人身攻擊。陪審團會同情他，因為，畢竟他是在努力挽救自己破碎的家庭，而這是我們很多人都會去做的。所以，卡洛琳在一直思考要如何進行這次的交叉詢問，她在我面前，把所有的問題不斷演練、反復修改。她穿著絲襪和長長的套裙，每次在很窄的地方轉身時，裙子就會輕輕地轉動起來；她一邊輕快地邁著步子，一邊反复琢磨著最恰當的語氣和要詢問的問題。
“辦公桌上是我們晚上吃的快餐的盒子，還有各種各樣的檔案記錄。例如戴瑞爾上班的出勤表，這些表格表明他的工作很忙，不可能完全清楚家裡所發生的情況，還有孩子的醫院體檢結果，孩子的老師以及他一個阿姨的證詞，我們正對每一個問題反复推敲。'不，不，語氣還要溫柔一點兒，再溫柔一點兒。麥克加芬先生，如果溫德爾把自己受的傷給了學校的老師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吧？像這樣。或者可以再問三個問題：你認識貝弗莉·莫里森嗎？如果我告訴你她是溫德爾的老師，你會不會有點印象？你知道莫里森老師在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已經和你妻子討論過溫德爾的身體狀況了嗎？'”
“溫柔一點兒，她說。”
“是，溫柔一點兒。”我說，“別離他太近，別在法庭上走動太多，不然看上去會有點怒氣沖衝的感覺。”
“卡洛琳很興奮，她把手從桌子上伸過來，舉得很高，抓住我的兩隻手。”
“這一次詢問會非常順利，她說，然後，她用深綠的雙眸盯著我，時間有那麼一點兒長，長得讓我剛好知道，我們已經在那一瞬間遠離了手頭的案子。我突然開口了——在那之前，我一直都沒有那麼大聲說過話——但突然，我就開口了，我覺得自己很虛偽、很可憐，'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卡洛琳？'她笑了，就那麼轉瞬即逝的一個微笑，卻散發出令我眩暈的光芒，她說'現在還不行'，然後，她又回過頭去研究交叉詢問的問題去了。”
“現在還不行。現在還不行。”那天晚上，我坐上最後一班公交車回到尼爾林，我坐在黑暗中，一路沉思，街邊不時掠過的路燈間或照亮著我的臉，“現在還不行。”我難道還不明白嗎？我明白了。
但至少，我們之間確實是有點什麼。我漸漸意識到這次交流的重要性，它證明了我沒有瘋，我沒有陷入自己的想像，我們之間確實在發生一些什麼。我們說到了某些事，而我那種騷動、迷惑、不安的情緒也開始變化。我坐在公交車最後面的一排座位上，在黑暗中，開始漸漸清醒，我知道，我已經進入了一個真實的領域，我開始感覺到恐懼、純粹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