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在西區，交通疏導員指揮著身穿灰色西裝的上班族們。碼頭大廳的周圍種滿了柳樹，在春風的吹拂下已然換上綠裝。九點之前，我就已經到了辦公室。秘書尤金妮亞照常遞給我一沓東西：郵件、電話留言，還有她一副陰沉沉的表情。尤金妮亞是個肥胖的中年婦女，單身，總是一副心懷怨恨的樣子。她打字的時候也是心不甘情不願，不怎麼聽指揮。一天中，我經常會發現她不耐煩地耷拉著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著響個不停的電話，就是不接。當然，我們不能解僱她，甚至都不能把她降級，因為公務員的體係就和鋼筋水泥一樣，是不會變的。對在我之前的十多位副檢察長來說，她就像一個甩不掉的掃把星。最開始是約翰·懷特把她安排在這裡的，不然把她安排給其他任何人，那個人都會來找副檢察長發牢騷。
在尤金妮亞給我的一沓東西最上面，是湯米·莫爾託的假條，但並沒有解釋他缺勤的原因，人事部想把他做無故曠工處理。我一邊翻著我的郵件，一邊想，應該和梅可談談這事。資料室送來了一份打印出來的十三個人的名單，這些人的案子都是由卡洛琳起訴的，而且，他們都在過去兩年裡先後從監獄裡被釋放出來。還有一張手寫的留言條，說其他懸案的檔案資料已經送到了卡洛琳的辦公室。我把那份名單放在了辦公桌的正中間，免得忘記。
雷蒙德白天忙著競選，絕大多數時候都不在辦公室，由我來處理他的一些日常事務。我決定對哪些案子提起訴訟，對哪些情況給予豁免起訴，和哪些犯人達成協商，並應對各種調查機構。今天早上，我就要主持一個負責人會議，決定本週所有的案子應該如何處理、從何處著手。今天下午，又要就上週的一起衝突召開會議。上週，一位臥底警察從喬裝打扮的緝毒署探員那裡購買毒品，後來，雙方都掏出了槍和警徽，要求對方放下武器，然後，各自的後援隊伍也加入進來，所以，到了最後，十一位執法人員站在面對面的兩個街角，相互罵著髒話，揮舞著手槍。現在，我們正開會解決這件事。警察對我說，聯邦探員做什麼都神神秘秘，所以才造成這場誤會；而緝毒署的探員又暗示我，警察們其實根本不是在執行公務。在處理這一堆亂麻的同時，我還要努力找出殺害卡洛琳的兇手。
但尋找這個兇手的大概不只我一個人。快到九點半的時候，我接到《論壇報》斯托·多賓斯基的電話。對於媒體打來的絕大多數電話，雷蒙德一般都是親自接聽。他不想錯過一個免費宣傳的機會，也不想得罪媒體，引來批評。斯托可以說是我們所認識的最好的一名法庭記者，他基本上都能做到實事求是，而且很有分寸。
“卡洛琳的案子有什麼新聞嗎？”他問。一上來就提到她的名字，這讓我有點亂了陣腳。卡洛琳的死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場悲劇，而更像是一樁歷史醜聞。
當然，我不能告訴他我們一無所獲。這些話被尼可聽到，會被他再一次用來當作攻擊我們的武器。
“雷蒙德·霍根檢察長對此沒有發表意見。”我說。
“那麼，檢察長願意就另一條消息發表意見嗎？”不管這條消息是什麼，但這應該才是斯托打來電話的真正目的，“我聽說你們那邊有一位高層人物叛逃了，兇殺庭的哪一位？”
還不就是莫爾托。尼可離開以後，作為他副手的莫爾托就成了兇殺庭的負責人。雷蒙德不願意和他簽訂正式的工作合同，就是懷疑遲早有一天會發生這樣的事。媒體已經在問東問西了，我仔細思考了片刻。這可不妙，從斯托提出問題的這種非常方式，我就猜到了接下來的一切將會如何發展。一位位高權重的檢察官被殺身亡，又有一名應該負責調查案件的檢察官不辭而別，這會讓外界認為檢察院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
“檢察長同樣還是沒有就此發表任何意見。”我告訴他。
斯托哼了一聲，他顯然是覺得無聊了。
“私下跟你說兩句，可以嗎？”我問。
“只管說。”
“你這消息有多可靠？”我想知道還要多久報上會登出這條消息。
“一般可靠吧。一個總以為自己知道很多內幕消息的人告訴我的。我覺得，叛逃的那個人是莫爾托，他和尼可是一伙的，對不對？”
斯托掌握的消息顯然還沒有到可以登報的程度，我迴避了他的問題。 “尼可跟你說了什麼？”我問。
“他說他不發表任何意見。拜託，拉斯迪。”斯托問，“你到底有什麼消息？”
“斯托，我這是私下跟你說，我壓根兒不知道莫爾託在哪裡。但如果他已經和尼可聯手了，為什麼尼可不告訴你呢？”
“你想知道我的想法？”
“當然。”
“我覺得，可能是尼可想讓他單獨去調查案子。想想吧，如果他破案了，報紙就會登出來，《尼可設計，智擒兇手》，這個頭版頭條怎麼樣？”
這想法太荒謬了。私人調查謀殺案很容易影響到警方的工作，而乾擾司法公正的罪名絕對是政客們不願意承擔的。然而，荒謬歸荒謬，這個瘋狂的計劃聽起來卻很有尼可的風格。再說，斯託也不是那種信口開河的人，他所言所行，必然事出有因。
“我是不是。”我問，“也應該把這當作是你聽到的一種謠言呢？”
“無可奉告。”斯託說。
我們都笑了，然後，我掛上電話，立馬開始給別人打電話。我給雷蒙德的秘書蘿瑞塔留了言，讓她給雷蒙德打電話的時候告訴他我有事要談。我又給檢察院裡主管人事的梅可打了電話，想和她說說關於莫爾託的事，但她不在，我留了言。
在召開負責人會議前的幾分鐘，我穿過辦公樓大廳，來到卡洛琳的辦公室，這裡已經充滿了一種荒涼的味道。卡洛琳從後勤處要來的那張大辦公桌被擦得乾乾淨淨，抽屜裡所有的東西都被放進了一個硬紙箱——兩個舊的粉餅盒、速溶湯粉、一包面巾紙、一件毛衣、一大瓶薄荷酒，還有她原本掛在牆上的學位證書和律師資格證。從倉庫拿來的紙箱像金字塔一樣，全部堆在房間中央，讓整間辦公室一看就是無人問津的樣子，一周來堆積的灰塵也散發出一種隱隱的腐壞氣味。我往枯萎的盆栽上倒了一杯水，拂去樹葉上的塵埃。
卡洛琳處理的案件主要是性侵犯方面的。根據檔案夾上的編碼，我數了數，一共有二十二起這樣的案子還在等著起訴或審判，這些檔案都是我在她那個古老橡木文件櫃最上面的抽屜裡找到的。卡洛琳對這些案子中的受害者都懷著一種特殊的同情，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她比我料想中的更有責任心。當她談起那些受害女性所經歷的恐懼時，她身上光艷照人的一面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溫柔的堅強和憤怒。她所處理的案子都有一些很離譜的地方：一個大學醫院的實習男醫生在給女病人做體檢時，趁機強奸了這些病人，但其中有一個受害人曾經前後三次接受他的檢查，最後才來報案。一個強姦嫌疑犯的女朋友在接受警方審訊時，坦白她認識她男朋友的經過竟然是因為他撬開她家的門強暴了她，她還說，當他把手裡的刀放下以後，她覺得他看起來很帥。
和其他很多人一樣，我也曾經懷疑卡洛琳對這份工作只是一時興起，但她卻堅持了很久。我查找著她所有的案件資料，希望能找到有助於破案的線索——也許，六天前卡洛琳被殺的這個案子是兇手在模仿某個邪教的儀式，或者是在模仿卡洛琳以前所辦的某個案件。但我什麼都沒有找到，這十三個名字沒有給我任何幫助，新的文件也沒有帶來任何線索。
我要去開會了，但心裡似乎還有什麼事在煩擾著我。當我再一次看著那張打印名單時，我發現，還有一個案子的資料沒有找到——那是一個B類案件，根據州政府對犯罪案件的分類，這是指涉及執法官員受賄的案子。卡洛琳一般不會處理自己範圍之外的案子，而B類案件一般都是要特別立案調查的。所以，在分配B類案件時，往往都是由我直接安排處理。一開始，我想，這個案子會被列在名單上大概是電腦弄錯了。但我到處都沒有找到這個案子的相關檔案，而且它還被標註為“未定”，通常這就意味著調查結束，但並沒有逮捕任何嫌疑犯。我又迅速地翻了一遍卡洛琳的抽屜，然後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我自己也有所有B類案件的打印清單，但這個案子我那裡也沒有。實際上，除了卡洛琳的文件夾之外，就連電腦系統中都找不到這個案子的任何資料。
我在記事本里寫下：B類案件？卡洛琳？
尤金妮亞站在門口。
“天哪！”她說，“你跑到哪裡去了？我一直在找你，大老闆回電話了。”大老闆，當然就是指雷蒙德·霍根，“我到處找了個遍。他留了言，讓你一點半在德蘭西俱樂部和他碰頭。”在競選期間，雷蒙德和我經常都是這樣見面的。我趁他吃完午飯，還沒有開始下午的演講之前去找他，向他匯報辦公室裡的最新情況。
“梅可呢？她有什麼消息？”
尤金妮亞念著手上的紙條，“一上午都在街對面。”毫無疑問，她是在市區分院監督新檢察官的工作。
我讓尤金妮亞把會議推遲半個小時，接著，我來到法庭，找到了梅可。二樓正在進行庭審。這些分庭是被逮捕的嫌疑犯第一次正式出庭的地方，由法官判定他們能否獲得保釋，這裡還會審理一些小的違法案件以及重大案件的證據預聽證會。在上訴庭或投訴庭工作一段時間後，被分派到分庭往往是成為副檢察長前的第二或第三個階段。我就曾經在這里工作過一年半，然後才被派到重案重審庭。現在，我很少回到這裡，因為在這裡，那些罪惡總是顯得那麼真實，連空氣中都彷彿有一種痛苦在掙扎著、顫抖著、吶喊著。
在兩間大審判庭外面聚集著一群人，我覺得很像以前在遠洋海輪最底層艙位的那些窮人。他們都是被關在拘留所裡的年輕人的母親、女朋友或兄弟姐妹，他們在為他們的親人哭泣著。律師們到處走動，催促著各自的客戶，像投機倒把的商人。由政府指派的公益律師大聲喊著一個個名字，這些人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面，卻要在片刻之後為其辯護。檢察官也在大聲喊著，找著某個案件中負責逮捕嫌疑犯的警察。警察為了避免律師沒完沒了的盤問，往往故意把報告寫得晦澀難懂，而檢察官則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
審判庭內部的構造是拱頂的，有紅色的大理石柱子、橡木牆壁和長條靠背椅。在這裡，各種混亂仍在繼續，人們永遠都在吵吵嚷嚷。檢察官和被告的辯護律師坐在前面，這樣才能清楚地聽到法官是否在叫自己的案子，他們也會和和氣氣地討論是否有坦白從寬、從輕發落的可能。在法官席前，往往有六七個律師圍繞在文員身邊，遞交各種出庭表格，查對法庭檔案，或是催促文員把自己的案子往前提，讓法官早點審理。還有警察，大部分警察都是兩個一排靠牆站著——很多人都是剛剛值完從半夜十二點到早上八點的夜班，來參加晚上所抓嫌疑犯的保釋聽證——這些警察喝著咖啡，跺著腳，努力讓自己保持清醒。在法庭的另一邊，拘留所裡也是喧嘩不斷，被拘留在這裡的被告正等著上庭，總有一兩個人會對著法警或自己的律師破口大罵，抱怨拘留所裡的條件有多麼糟糕，公用廁所的味道又是多麼難聞。其他人則時不時發出一聲哀嘆，或偶爾用頭去撞撞欄杆。
上午最後一批參加庭審的一般是袒胸露背的妓女們，她們在經過傳訊、審判、罰款的程序後，會及時回到大街上，睡一覺，再開始另一個晚上的工作。她們通常都是一群人由兩三個律師代理，但也會有皮條客出於省錢的目的，親自前來辯護。現在，就有一個穿著火紅色西裝的小混混在大說特說警方的殘暴執法。
我見到了梅可，梅可領著我去了衣帽間。衣帽間裡沒有衣服，沒有人會這麼笨，把值錢的好衣服放在這沒人看管的地方。整個房間空蕩蕩的，只有一個做法庭記錄的速記打字員，還有一盞本應是掛在餐廳裡的巨型吊燈，吊燈用塑料袋裝著，毫無疑問，顯然是某個案子裡的證物，即將要被呈上法庭的。
她問我發生了什麼事。
“告訴我，卡洛琳·波爾希莫斯為什麼在查一個B類案件？”我問。
“我還真不知道，卡洛琳居然還會對下半身以外的案件感興趣。”梅可說。這個笑話有點過分了。她坐在輪椅上，朝我露出燦爛的笑容。大家都喜歡梅可，她聰明、膽大又直率。她分析了卡洛琳調查B類案件的幾個可能原因，但這些我都想過了。
“這沒道理。”我說。
最後，她終於承認了。
莉迪亞·梅可是檢察院的行政副主管，負責人事、採購和員工的聘用解聘。這個頭銜聽起來好聽，實際上吃力不討好，但梅可早已經習慣了困難。我們在這裡一起共事後不久，她不幸高位截癱，那已經是將近十二年前的事了。當時，是一個初冬的晚上，濃霧瀰漫、風雪交加，梅可開車衝進了河裡。她的第一任丈夫湯姆在那場車禍中喪生，而她則成了殘疾。
從各個方面綜合來說，我覺得梅可應該算是檢察院裡最優秀的律師，她總是井井有條、精明老到，也很有律師的天賦。在過去這些年，她甚至學會瞭如何在陪審團面前利用自己殘疾人的身份來獲得優勢。也許，當人遇到生命中最沉重的悲劇時，對它的感悟反而能讓自己更好地成長。陪審員一連幾天看著她，他們會想，兩條腿殘疾無力是怎樣的感覺，他們聽著這個女人的滔滔雄辯，這個女人是那麼美麗、那麼堅強、那麼幽默，她手上戴著結婚戒指，她還會偶爾提到自己孩子的名字，陪審員漸漸發現——她是那麼不同尋常，他們對她充滿了敬佩，充滿了期待，而她也值得得到每個人的敬佩和期待。
明年九月，梅可會升任法官。她已經獲得了黨內的支持，初選將沒有任何競爭對手，普選自然也一定能獲勝。顯然，一個人如果獲得了婦女組織、殘疾人士組織、法律界人士以及全市三大律師協會的一致支持，那基本沒有人是她的對手了。
“你怎麼不去問雷蒙德關於案子的事？”她最後這樣建議我。
我嘆了一口氣。雷蒙德並不是一個注意細節的人，他不太可能知道每一個案子的詳細情況。況且這些日子，我也不想去煩他。他心情不好，隨時可能找人發洩一通。
梅可還有一個案子要出庭，我和她一起沿著走廊走進法庭，我告訴了她關於莫爾託的事以及他無故缺勤的問題。如果我們開除莫爾托，那尼可一定會大做文章，說雷蒙德是在清除異己。如果我們不開除莫爾托，消息走漏出去，只會讓尼可漁翁得利。最後，我們決定，給莫爾托記上“未經批准休假”的過錯，這個名頭之前並不存在，是我們專門為了他的這次情況想出來的。我告訴梅可，最好找個信得過的人，去看看莫爾托到底是不是還活著，我才比較放心。
“找個警察吧，已經有一個副檢察官被殺了。如果明天早上，哪位女士在自家門口的垃圾箱裡發現了莫爾托被碎屍的屍體，我希望到時候能說一句，我們已經盡力找過他了。”
這項工作要輪到梅可去做，她記下了。
法官拉倫·利特爾臉龐很大，皮膚黝黑，臉上充滿了聰慧和威嚴，我一走進法庭，他立刻就看到了我。三年前，所有的法官都還是白人，而現在，他卻已經是這圈子中的一員了，而且還表現出一種毫不妥協的強硬，他坐在高高的法官椅上顯得很是如魚得水。
拉倫和雷蒙德原本是搭檔。最開始，他們倆都積極地支持政治變革。他們辯護的包括各種逃兵役的人、吸大麻的人，還有很多本地的黑人激進分子以及願意出錢的任何人。在拉倫當上法官之前，我曾經在一個案子中和他是對手——在那個案子裡，一個年輕人起訴了一個來自西海岸郊區的富家小孩，那小孩總是喜歡私自闖到他父母的朋友的家裡。拉倫身材高大結實，很有震懾力，頭腦又精明，能對證人施加巨大的壓力，而且能說會道，還舉一反三。他可以表現得彬彬有禮，但一轉身，又會像個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佈道師。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陪審團的注意力都會放在他身上，甚至忽略了對方律師的存在。
後來，雷蒙德離開了律師行當，投身政界。在雷蒙德的選舉中，拉倫積極地去幫助他，拉來很大一部分黑人的選票。兩年之後，雷蒙德參選市長時，拉倫也同時參選了大法官，並繼續幫他拉票。結果，拉倫獲勝，雷蒙德落選。雷蒙德落選後，拉倫雖然當上了大法官，卻因為自己對雷蒙德的忠心受到牽連。當選市長的波爾卡羅把他安排在北區分庭，等於是讓他坐了冷板凳。他每天處理的都是交通肇事和各種雞毛蒜皮的小案子，而這些應該都是地方警察的工作。四年之後，雷蒙德以積極支持波爾卡羅再度競選市長的行為，才換來了拉倫的自由。從那以後，拉倫就開始在市中心的重案庭擔任法官。儘管與雷蒙德之間的友誼源遠流長，但在自己的法庭上，拉倫的表現就像一個毫不留情面的獨裁君主。大家都在說，在拉倫的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律師在一較高下，但最難對付的卻是穿著法官袍的那一個。
拉倫一直是雷蒙德競選陣營中的活躍分子，現在，按照《司法行為準則》的規定，他不能就任除法官外的其他任何官方職位，但他仍然還是雷蒙德的圈子裡的人，這些圈子裡的人都是雷蒙德原來在法學院讀書時的一些同學，還有早期一起工作過的同事，他們和雷蒙德之間的親密關係有時甚至會讓我生出一種青少年時才有的渴望和嚮往。那些人中就有拉倫，有麥克·杜克，他是市中心一家大型公司的執行合夥人，還有喬·瑞利，這些人是雷蒙德在此刻可以絕對依靠的人。
麥克·杜克負責的是監督競選資金的運作，這個任務在今年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更加麻煩。原本按規矩，雷蒙德不能參加任何籌集經費的活動，這樣會破壞他的獨立形象。但今年，已經顧不得這些了。最近，雷蒙德已經參加了很多籌款的活動，會見了不少慷慨解囊的支持者，就像今天聚集在這裡的一群人，他們都是文質彬彬的紳士，雷蒙德必須向他們證明，他還是十二年前那個聰明精幹的公正化身。雷蒙德會用聊天般的口氣說說自己的競選計劃，然後會有人把他叫走，再把拉倫叫走，留下麥克一個人，繼續向這些人施加壓力。
我今天來這裡的作用就是這樣。我是雷蒙德中途藉故離開的理由，他向在場的人介紹我，然後解釋說，他需要向我了解辦公室的情況，要暫時走開一下。在這種情況下，我是很尷尬的——壓根兒就沒有人問我要不要坐一下，只有拉倫站起身握了握我的手。我坐在桌子後面，被籠罩在濃濃的雪茄煙霧之中，等著雷蒙德和他們進行最後一輪握手，講完最後的各種笑話。最後，雷蒙德終於出來了，他站在門口，手裡還拿著一塊口香糖。
“怎麼回事？”我們剛從門衛身邊經過，走到俱樂部外面的綠色遮雨棚下時，他就開口問道。從今天早上開始，空氣變得溫柔起來，每個人都能感覺到。我的血液在翻滾，春天就要來了。
我告訴他斯托打給我的電話，他半點都沒有掩飾自己的厭惡之情。
“如果讓我抓到他們兩個搞鬼，我絕饒不了他們。”他說的是尼可和莫爾托，我們現在正沿著馬路，快步朝區政府辦公樓走去，“他說的那是什麼鬼東西？什麼獨立調查？”
“雷蒙德，這就是一個記者的猜測，說不定壓根兒什麼事都沒有。”
“最好什麼事都沒有。”他說。
我又開始跟雷蒙德匯報警方和緝毒署之間的衝突，但他沒讓我說完。
“我們現在在卡洛琳的案子上有什麼進展？”他問。看得出來，對莫爾托動向的猜測重新點燃了雷蒙德對調查結果的熱切期待。他像連珠炮一樣提出了更多問題。有毛髮和纖維分析的報告結果了嗎？還要等多久？對指紋的分析有最新結果了嗎？州警局那邊對卡洛琳曾經起訴過的性犯罪案件有什麼記錄？
我告訴雷蒙德，這所有問題的答案我都還不知道，因為在剛剛過去的這三個小時裡，我一直在和緝毒署召開負責人會議，聽到這裡，雷蒙德突然在馬路上停了下來，一動不動。他非常生氣。
“媽的，拉斯迪！”他面紅耳赤、愁眉緊鎖、怒氣沖天，“我那天就跟你說了，要把卡洛琳案子的調查當作頭等大事。這個案子很重要。尼可現在揪住這件事不放，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剝。再說，就算是為了卡洛琳，我們也要趕緊把這個案子查個水落石出才對。讓梅可去管那些事情，她完全沒問題的，她可以去盯著緝毒署和警方相互狗咬狗，她可以決定哪些案子要起訴、哪些不起訴，你管好調查就行了。我希望你把手下最能幹的人都叫來，好好組織一下。現在就去！你給我做出個專業點的樣子來。”
我低頭看著馬路，左邊看看，又右邊看看，沒看到認識的人。我已經三十九歲了，我想。我當律師已經十三年了，居然被人在馬路上這樣破口大罵。
雷蒙德繼續一言不發地往前走。最後，他回過頭看著我，搖了搖頭。我原本以為他還會罵我幾句，但他沒有，他只是說：“唉，那些人都是渾蛋。”我明白了，剛才的那頓午餐他吃得併不愉快。
在區政府辦公樓裡，電梯員高爾迪看到有人來，把凳子往裡一塞，把報紙折了起來。高爾迪個子矮小，頭髮灰白，一整天都坐在空蕩蕩的電梯裡，等著把雷蒙德和其他區政府的官員們送上樓或是送下樓。我打算說那個失踪的B類案件的事，但我們還在電梯裡，我忍住了。因為，高爾迪和尼可關係很好。有一兩次，我甚至還看到尼可站在電梯裡，讓高爾迪幫他打探大廳裡有哪些人，如果沒有人在附近，尼可就會擺出一副正兒八經、面無表情的樣子。
我們下了電梯，走進辦公室，我跟在雷蒙德後面。不少副檢察官跑過來，他們都想和雷蒙德說兩句，有些是確實有問題要請示，有些只是想知道競選的最新情況。我在雷蒙德和這些人說話的間隙，跟他說我已經查了卡洛琳的檔案資料。我說的時候，故意輕描淡寫，因為我實在不想再對他承認失敗了，雷蒙德和太多人在同時說話，也沒有仔細聽我說什麼。
“有一個案子的檔案不見了。”我又說了一遍，“她手頭上有一個案子，但我們在記錄裡找不到。”
這終於引起了雷蒙德的注意，我們已經通過側門走進了他的辦公室。
“什麼案子？我們還知道什麼？”
“只知道是一個受賄案——B類案件，似乎沒人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問過了梅可，也查了自己的檔案記錄。”
雷蒙德打量了我一秒鐘，然後，他的神情開始變得恍惚。
“我兩點鐘的時候應該去哪裡？”他問我。
我告訴他我也不知道，他開始大聲喊他的秘書蘿瑞塔，一直喊，直到秘書出現。這個時候，雷蒙德應該去參加一個律師委員會關於刑事犯罪案程序的會議。他應該在會議上介紹全州關於審判體系的各種改革，這也是他競選過程中一直呼籲強調的一個問題，而且，會議已經發出了媒體邀請，電視台和各路媒體記者都會在那裡，而他，已經遲到了。
“媽的。”雷蒙德說，“媽的。”他一邊繞著辦公室團團轉，一邊說，“媽的。”
我又說了一遍，“總之，這個案子在電腦系統裡怎麼都找不到。”
“她給科迪打電話了嗎？”他問我。
“卡洛琳嗎？”
“不是！蘿瑞塔。”
“我不知道。”
他又開始喊蘿瑞塔了，“給科迪打電話。給他打了沒有？天哪，快點打，快點叫人下去。”雷蒙德看著我，“那酒鬼一天到晚用車上的電話，老是打不通，他媽的他到底在跟誰聊天啊？”
“我原來還以為你會聽說過這個案子，你說不定還會記得點什麼。”
雷蒙德根本沒有聽我說話，他坐在椅子裡，靠在牆上，這面牆被那些副檢察官們戲稱為“雷蒙德之牆”，牆上掛滿了各種榮譽獎狀、照片和其他紀念品，像是律師協會的獎勵，法庭上素描師給他畫的素描畫、政治漫畫，等等。雷蒙德又露出那種充滿沉思的表情，好像在思考著什麼。
“天哪，這就是一場災難。每次參加競選的時候，拉倫都建議我找一名副檢察官，讓他全職負責競選的所有事情，我每次都沒有聽他的，但也沒出什麼問題。但這一次，我真的有點應付不過來了。要做的事太多了，又沒人負責。你知道嗎？我們已經兩個月都沒進行民意測評了。還有兩週就要選舉，我們還完全不知道現在的形勢，也不知道對手的情況。”他用手摀住嘴巴，搖著頭。與其說他表露出來的是焦慮，倒不如說是窘迫。雷蒙德·霍根，金德區的檢察長，已經沒辦法應付這一切了。
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們都沉默著。剛剛在馬路上挨了那一頓罵後，我不想再畢恭畢敬了。我在政府工作十三年，我知道官場的生存之道，我必須確保在丟失檔案的這件事上，我能自保。
“總之。”我又開口了，“我不知道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也不知道這案子到底是歸檔的時候出了錯，還是真的有什麼內幕。”
雷蒙德瞪著我，“你怎麼又在說那個檔案的事？”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蘿瑞塔說有電話打來，雷蒙德接起電話。是桑迪·斯特恩打來的，他是律師協會的主席，也是一名很厲害的辯護律師。雷蒙德向他道了歉，說是被緝毒署和警方之間的爭執耽誤了，但已經出發了，馬上就到。當雷蒙德把電話放下來的時候，他又開始大聲喊科迪。
“來了，來了。”科迪一邊回答，一邊從側門走進來。
“總算到了。”雷蒙德朝一個方向走了兩步，然後又換了個方向，“我的外套在哪裡？”
科迪已經拿著他的外套了。
我只能暗暗祝雷蒙德好運。
科迪打開門，雷蒙德剛出門，又馬上折了回來。
“蘿瑞塔！我的演講稿呢？”
原來，科迪也已經拿著演講稿了，但雷蒙德還是走到自己辦公桌前。他打開抽屜，在走出去的時候遞給我一個文件夾，是那個B類案件。
“我們到時候再談。”他對我說，然後便一路小跑出去了，科迪緊緊在他身後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