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偵探推理 吠犬疑案

第18章 第十八章

這是一個寒冷的夜晚,室外狂風呼嘯,室內散熱器不住地發出嘶嘶聲,佩里·梅森走進自己辦公室,看了看手錶,時間正好是8點45分。 梅森打開燈,將一個皮箱放在德拉·斯特里特的桌子上,“啪”地一下打開鎖扣,取掉罩子,露出一台手提打字機。他從外衣口袋裡掏出一副手套戴上,又從公文包裡取出幾頁紙和一個貼了郵票的信封,剛把這些東西放在桌面上,斯特里特就進來了。 “你看報紙了嗎?”她邊問邊關上門,然後脫下身上的皮大衣。 梅森笑著回答說:“看過啦。” “告訴我那是不是你精心安排的一幕,目的是給對方以猛烈的回擊,以便盡快地結束審訊。” “當然是,”他說,“這有什麼不可以呢?” “你這不是在走向犯罪的邊緣嗎?難道他們就不會到律師協會那裡找你的麻煩嗎?”

“恐怕不會。”他說,“我的盤問完全是合法的。” “你說的盤問指的是什麼?”她問。 “法律完全允許我讓幾個女人站在一排,然後讓薩姆·馬森挑出將手絹忘在他車上的那個人;法律也完全允許我指著其中一位女人對他說我認為是這一位;法律還允許我將一個女人帶到他跟前問他是否敢肯定就是這一位。” “這又能怎樣呢?” “那麼,我只是向前多走了一步。當我發現他對識別那個女人並沒有什麼把握,便利用了他這一點,僅此而已。我找了一個女人,讓她穿著和福布斯夫人差不多的衣服,給她身上灑上同樣的香水,然後讓她告訴出租車司機她把手絹忘在了他車上。自然,他對她說的話沒有產生任何懷疑,因為他本來就記不大清楚將手絹忘在他車上的那個女人。

“我知道,一旦警察找到他,他就會十分肯定說認識那個女人。他們就會玩這種老把戲,他們讓他在不同場合看了貝西·福布斯不下十次,在做這些事的時候,他們盡量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這樣,他就會不知不覺地有了這種認識。首先,他們讓他看著那個女人,告訴他她就是坐他出租車的那個女人。然後,又把他叫進來並當面告訴她他已認出她來了。她沒有說話,並且拒絕回答任何問題,這就使得他更加確信自己的判斷。漸漸地,他們教他如何作證,直到他對自己的判斷確信無疑。檢查當局都是這樣準備訴訟案的。” “我知道了,”她說,“可那條手絹呢?” “要說明是否偷竊,首先要看有沒有動機。在本案中,毫無偷竊動機。那女人把手絹給了我,而我又將手絹交給了警察局,而且是在他們尚未發現之前就交給他們並向他們報告了情況。”

她皺起眉頭,搖搖頭說: “也許你說的有道理,但這無疑是你設計的騙局。” “當然是一種騙局。”他說,“這是別人付錢讓我幹的事,我只不過是用一種非正統的方式盤問了他,並且是在地方檢察官還沒來得及用大量的宣傳毒害他的大腦之前盤問了他……德拉,別脫手套。” “為什麼?”她看著自己手上戴的黑色手套問道。 “因為我們還要搞一次詭計。我不想在文件上留下指紋。” “是合法行為嗎?”她盯著他問。 “我想是吧,”他說,“但我不想讓別人抓住我們。” 他走到門口關上門,說: “拿一張紙放在手提打字機上。” “我不喜歡用手提打字機,”她說,“我喜歡用自己辦公室的打字機。” “就用這個吧,”他說,“打字機也有自己的筆跡,筆跡鑑定專家可以鑑別出打文件的打字機屬於哪一種型號,通過對打字機進行比較,甚至可以鑑定出具體是哪一台機子。”

“這是一台新打字機。”她說。 “沒錯,我準備把它搗鼓搗鼓,讓它看上去不要這麼新。” 他走到打字機跟前將連動桿扳彎。 “你想幹什麼?”她問。 “寫一份坦白書。” “什麼坦白書?” “謀殺波拉·卡特賴特的坦白書。” 她睜大一雙驚訝的眼睛望著他,說: “天哪!你用這份坦白書幹什麼?” “把它寄給《編年史》本地新聞欄目編輯。” 她仍紋絲不動地站著,心領神會地註視著他,然後深深嘆了口氣,走到她自己的椅子跟前坐下,將紙夾在手提打字機上。 “德拉,害怕嗎?”他問。 “不,”她說,“只要你讓我幹,我就乾。” “我想這是在薄冰上溜冰,但是如果發生什麼情況,我認為我能夠使你脫離險境。”他說。

“沒事,我願為你赴湯蹈火。開始乾吧。告訴我你想寫什麼?” 他不慌不忙地說:“我來口述,你用打字機直接打出來。” 他站在她身旁,低聲說:“致《編年史》地方新聞編輯。 “尊敬的先生: “我在報紙上看到了你們發表的對伊麗莎白·沃克的採訪記錄。她在採訪時說:'我在許多場合都說過自己打算死在絞刑架上,我花了大量的時間用一副雙筒望遠鏡觀察克林頓·福布斯的住宅,他當時化名為克林頓·弗利。'” “所有這一切都是事實。” “我看到你們發表的評論文章,請求警方理解我,理解我的妻子波拉·卡特賴特。在法庭同意審訊貝西·福布斯之前,這篇文章似乎在暗示我是殺死克林頓·弗利的兇手。”

“這一指控對我是不公平的。” “我沒有殺死克林頓·福布斯,但我確實殺死了我的妻子——波拉·卡特賴特。” “鑑於上述情況,我認為公眾有權知道事實的真相。” 梅森停頓了一會兒,直到斯特里特在打字機上“喀喀喀喀”打完那些話,等她抬起頭來,他說:“害怕了嗎?德拉。”他問。 “不怕,”她說,“繼續說吧。” “這是一份具有爆炸性的坦白書。”梅森說。 “我不在乎,”她說,“如果你敢冒險,我也敢。” “好吧,接著打下面的話。” “我和我的妻子曾經住在聖巴巴拉,當時我們過得很幸福,我與克林頓·福布斯以及他的妻子關係都很好。從道德方面講,我知道克林頓·福布斯是一個下流坯子,但我還是喜歡他。我也知道他在和五六個女人玩感情遊戲,但我從未懷疑過其中會有自己的妻子。後來,我意外地知道了事實真相,這對我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我的幸福、我的家庭,我的一切的一切都被毀滅了。我決定追踪克林頓·福布斯,然後像殺死一條狗一樣殺死他。”

“我用了10個月時間才找到他。當時我發現他住在米爾帕斯路,化名克林頓·弗利。我了解到與他毗鄰的一套房子已備好家具正待出租,便搬了進去。我有意雇了一名耳聾的管家,她什麼也聽不見,所以不可能和鄰居攪在一起說三道四。在殺死克林頓·弗利之前,我想了解一下他的生活習慣,我也想知道他待波拉怎麼樣,她是否幸福。為此,我花了大量時間用雙筒望遠鏡觀察那套房子。” “這是一項漫長而乏味的工作。有時,我可以偷偷地窺視到我暗中監視的那個男人的家庭生活。有時一連幾天什麼也看不到。最後,我徹底搞清楚了,我的妻子波拉·卡特賴特生活的一點也不幸福。” “然而,儘管我制定了很多計劃,但還是沒有達到目的。我一直等待機會,終於在一個漆黑的夜晚,我越過庭院來到了我情敵的家中,我一心一意要殺死他並奪回自己的妻子。我把自己寫給律師的信交給了我的管家,信裡還有一份我的遺囑,我想把自己的事安排好以防萬一。”

“我發現那間房子的後門沒鎖。克林頓·弗利有一條警犬,名叫王子,是一條看家狗,但它認識我,因為在聖巴巴拉時我與克林頓·弗利一直是好朋友,所以一看見我它非常高興,不僅沒有朝我叫,還撲到我身上舔我的手。我摸摸它的頭,悄悄地穿過後院來到書房。這時正好碰上我的妻子,她一看見我便尖叫起來。我一把抓住她,威脅說如果她不安靜就掐死她。” “她嚇得差點昏死過去。我讓她坐下來並跟她談了談。她告訴我,克林頓·福布斯和他的女管家西爾馬·本頓早就有私情,他們之間的隱情比福布斯和她自己還要早。福布斯和西爾馬·本頓一起出去了,留下她一人獨守空房。廚師阿王也出去看他的中國朋友去了。” “我告訴她我打算殺死福布斯,希望她能和我一起走。她勸我千萬不能那麼做,說她已不愛我了,和我在一起永遠也不可能幸福。她威脅我說要打電話告訴警方,說著就要去打電話,我死死拉住她不放,她便大喊大叫,於是我便掐死了她。”

“我永遠也無法解釋自己當時的心情。我雖然熱烈地愛著她,但我知道她已不再愛我。她跟我掙扎著,為的是拯救那個背叛了我並讓我深惡痛絕的男人。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死死地掐住她的脖子,當我清醒過來意識自己正在幹什麼時,她已斷了氣。是我活活掐死了她。” “克林頓·福布斯正在擴建他的車庫,水泥澆注工作正在進行,馬上就是鋪地板。我走進車庫,找來了鏟子和鋤頭挖開即將澆注的地板,將她的屍體埋在地下,把多餘的土推到房後倒了。我想等克林頓·福布斯回來,可又不敢這麼做,我所做的事已使我徹底喪失了勇氣。我全身顫抖著,就像被狂風吹動的樹葉一樣。我知道自己是一時衝動才殺死了自己所愛的女人。不過我知道不會有人發現我。承包商就要澆注車庫增建部分的水泥地板,這樣就可以掩蓋我的犯罪事實,我到這個城市的另一個地方用假名租了間房,給自己重新偽造了一個身份並一直住在那裡。”

“我之所以寫這份坦白書是因為我覺得只有這樣做才是公平的。我殺死了自己的妻子,但並沒有殺死克林頓·福布斯——儘管我是多麼希望當初能殺死他。他這個人早就該死,但他確實不是我殺死的。” “我現在很安全,不會被人發現,也永遠不會有人識破我現在的偽裝。” 停了一會兒,梅森補充道:“屬名——你忠實的朋友。” 梅森等斯特里特打完字後,從打字機上取下那張紙仔細地看了一遍,然後說:“就這樣啦。” 她若有所思地看著他,問: “你準備把它怎麼辦?” “參照阿瑟·卡特賴特在遺囑上的簽名,在這份坦白書上偽造一個簽名。” 她看著他沒有說話,然後走到辦公室對面一張放有筆墨的桌子跟前,將筆在墨水盒裡蘸了一下遞給他,又走到保險櫃跟前,撥動轉盤打開櫃門,取出阿瑟·卡特賴特的遺囑交給他。 梅森坐在桌子跟前,在紙上認真地練了幾次簽名後在坦白書上費勁地偽造了一個阿瑟·卡特賴特的簽名。他將文件疊起來,然後將那個貼著郵票的信封遞給斯特里特,說:“寫上《編年史》本地新聞欄目編輯的地址。” 他重新蓋上打字機的罩子。 “你現在準備幹什麼?”她問。 “把它寄出去,”他說,“再將這台打字機藏到警方永遠也不可能找到的地方,然後坐車回家。” 她目不轉睛地看了他一會兒,然後走到門前。 她手抓住旋鈕正要開門,卻又停住了,靜靜地站了一會兒,轉身走到他身邊,說:“頭兒,我還是希望你不要這樣。” “不要怎樣?” “不要冒險。” “我也是迫不得已。” “你這樣做不對。” “只要結果是對的就行啦。” “你想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 他說:“我想讓他們砸開車庫擴建部分的水泥地板,仔細地把那下面搜查一遍。” “那麼為什麼不去找當局請求他們這樣呢?” “他們才不會理我呢。他們對我的膽識恨之入骨。他們只想判決貝西·福布斯,所以不會在陪審團面前停止訴訟。他們認定她有罪。事情就是這麼回事,他們不願聽其他任何情況。不管我請求他們做什麼,他們都自然而然地認為我想欺騙他們。” “把這封信寄給《編年史》編輯後會怎樣呢?” “毫無疑問,他們會砸開地板。” “他們需要得到許可嗎?” “別傻啦,福布斯已買下了那個地方,他是財產的主人。現在他死了,而貝西·福布斯又是他的妻子,如果她能夠得到釋放,她就可以繼承他的財產。” “如果她沒有被釋放呢?”斯特里特問。 “她會的。” “你怎麼認為那下面有具屍體?” “聽著,我們應該拋棄那些無關緊要的枝節,理智地實事求是地分析這個問題。你還記得阿瑟·卡特賴特初次找我們的情景嗎?” “當然記得。” “還記得他說的話嗎?他想立一份遺囑,並在遺囑中寫明財產將由現在以克林頓·弗利妻子的身份在米爾帕斯路那套房子裡的那個女人繼承。” “記得。” “接著他便寫了份遺囑寄給我,但是那份遺囑並沒有按他說的那樣寫。” “為什麼沒有那樣寫呢?”她問。 “因為將財產留給一位已經死了的女人已毫無意義,他可能通過某些方式發現她已不在人世了。” “這麼說他並沒有殺死她?” “我雖沒有這麼寫,但我是這麼想的。” “那麼偽造這樣的坦白書難道不是犯罪嗎?” “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 “我不明白在什麼情況下不是。” “放心吧,車到山前必有路。” “你認為阿瑟·卡特賴特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經死了?” “是的,他對她一直很忠誠,找她找了10個月,又在她隔壁住了兩個月暗中監視他憎惡的那個男人,他想搞清楚自己的妻子過得是否幸福。他一心想殺死克林頓·福布斯,但他知道殺人是要被判處死刑的,所以想把自己的財產留給他的妻子,波拉·卡特賴特,而不是福布斯的妻子。但是,他又不想在殺人之前立一份以波拉·卡特賴特為受益人的遺囑,因為那樣會引起別人的調查,所以他想立一份能夠將財產轉給那個名叫伊夫林·弗利的女人的遺囑。”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他心裡想的是什麼,他不想听到任何流言蜚語。他想殺死弗利後自己走上斷頭台服罪。他想立一份遺囑將自己的財產轉給那個表面上是他殺死的那個男人遺孀的女人,他想把事情做得很巧妙,這樣沒有人會對這份遺囑產生懷疑,永遠也不會有人知道遺囑受益人的真實身份。他這樣做都是為了不讓她在公眾面前失面子。” 斯特里特靜靜地站著,眼睛盯著自己的鞋尖,說:“噢,我明白啦!” “但後來發生了一件事致使卡特賴特改變了主意。他知道將財產留給自己的妻子已毫無意義,但他還是希望將財產留給某個人,因為他已經不想繼續活下去了。毫無疑問,他與貝西·福布斯有聯繫,知道她就在本市,所以就把財產留給了她。” “你怎麼知道他與貝西·福布斯有聯繫?”斯特里特問。 “因為出租汽車司機說貝西·福布斯讓他給帕克萊斯特62945打個電話告訴阿瑟到鄰居克林頓家去,而這個電話號碼就是阿瑟·卡特賴特的電話號碼。這表明她知道卡特賴特在哪兒,卡特賴特也知道她知道。” “我明白了。”她沉默了片刻,問: “你敢肯定卡特賴特夫人沒有丟下克林頓·福布斯跟阿瑟·卡特賴特一起私奔嗎?” “是的,完全可以肯定。” “根據什麼?” “根據那張紙條。那上面根本就不是波拉·卡特賴特的筆跡。” “你敢肯定嗎?” “當然敢肯定。”他說,“上面的筆跡與從米德威克發來的那份電報上出現的筆跡幾乎完全相同。我手上有他們從聖巴巴拉給我寄來的卡特賴特夫人手蹟的樣品,它與那張紙條上的筆跡明顯不符。” “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知道這事嗎?” “恐怕不知道。” 斯特里特若有所思地看著梅森,問: “是西爾馬·本頓的筆跡嗎?” “我有幾份她筆蹟的樣品,那些樣品與紙條上及電報上的筆跡也截然不同。” “是福布斯夫人的筆跡?” “不是。我有一份她從監獄裡寫給我的信件。” “《編年史》上有篇評論文章你看過沒有?” “沒有,”他說,“都寫了些什麼?” “文章評述說,鑑於出租汽車司機的證言出人意料地失去了公眾的信任,你應該履行自己神聖的職責,讓你的當事人站在證人席上說明她與本案的關係。對於一個罪行昭然若揭卻又百般抵賴不知悔改的罪犯來說,採取這種神秘的態度似乎還可以理解,但是對於像福布斯夫人這樣的女人來說,就讓人有些不可思議。” “我沒有看到這篇評論。”梅森說。 “它對你的計劃有沒有影響?” “當然沒有,”梅森說,“我審理的是這個案子,我要讓他們做出對我的當事人最有利的判決,我才不會理睬報社評論員說些什麼。” “所以報紙都在評論你嫻熟的辦案技巧,你今天白天使審訊的最後一幕出現了戲劇性的結局,並且在檢查當局尚未證實訴訟理由之前就駁倒了出租汽車司機的證言。”斯特里特說。 “我並沒有使用任何特別的技巧,是德魯姆自己硬要往裡鑽。他開始對我的證人採取強硬的手段,我忍無可忍帶她到法官辦公室提出了抗議,我早就知道他會指控我犯有違反職業道德罪,所以想當場跟他辯個明白。” “馬卡姆法官是怎麼想的?”她問。 “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利,我要堅持這些權利為保護我的當事人而戰鬥到底。” 她突然走到他跟前,將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說: “頭兒,我曾經對你產生過懷疑,現在我只想告訴你我再也不會那麼做了。無論對錯,我都永遠支持你。” 梅森臉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拍拍她的肩膀,說: “好啦,坐出租車回家吧,如果有人找我就說你不知道我去哪兒了。” 她點點頭走到門口,這一次她毫不猶豫地走了出去。 梅森目送著她走上電梯,然後關上燈,穿上外衣,封上信封,提著打字機走到他的小車跟前。他驅車來到城市的另一個地方,將信扔到郵筒裡,然後駛上一條通向城市後面山坡上一座水庫的蜿蜒的公路。來到水庫的堤岸時,他放慢車速,將打字機扔進水庫裡,當水面濺起波瀾時,他的腳已踩上了汽車的油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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