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三點左右，河野聯絡說那名重考生打電話來了。在署裡等著的大塊頭刑警和裕之搭計程車前往車程大約大約十分鐘的河野的事務所。
裕之和我都是第一次來他的事務所。不出所料，那是一棟老舊的大樓，但是室內收拾得很整齊，牆邊有兩個可能是用來塞檔案、看起來沉甸甸的櫃子，接待用的椅子頻頻發出傾軋聲。
“你叫我們躲在隔壁房間，可是根本沒別的房間嘛！”
裕之這麼抗議，偵探不當一回事地說：
“有小廚房跟廁所，可以拉上隔間用的門，裡面有椅子。”
大塊頭刑警什麼也沒說，可能是在抽菸吧。明明心臟不好，就是戒不了煙。
三個人各就各位——大概等了兩個小時左右。我在裕之的內袋裡，感覺著他的心跳，他好像不怎麼緊張。
電話響起，偵探拿起話筒——是那個重考生打來的。電話很快就掛斷了。
“他說不舒服，改明天。”
偵探沒有特別失望地這麼說道。大塊頭刑警走出狹小的廚房，似乎打了個哈欠——我聽見呻吟般的聲音。
“那明天也要這樣嗎？”裕之誇大悲慘地說道。
“是啊。”
“直到那傢伙過來？”
“沒錯。”
“我跟女朋友約好了要去聽音樂會耶！”
大塊頭刑警說：“是舞子小姐吧？你不是說她有很多朋友嗎？那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人陪了。”
椅子的傾軋聲，大塊頭刑警好像坐了下來，接著傳來偵探起身到廚房的腳步聲，或許是去泡咖啡吧。
“放心吧。不能隨心所欲地約會是乾這一行的宿命。就算是這樣，就我所知，同事裡還沒有人'忙的沒辦法結婚'的。”
“這麼說是沒錯啦……”
“和她不順利嗎？”
“才沒那種事……”
大塊頭刑警果然非常擅於問話，於是裕之把即將和舞子同居的事招出來，說到一半他卻欲言又止，大塊頭刑警說：
“餵，偵探，你也有過像他那樣的時代吧？”
偵探很乾脆地回答“是啊”。
“我當然也有過。聽到這些話就讓人彷彿回到了年輕的時候。”
這就是裕之單純的地方（就男人來說，也太多嘴了），他連買戒指的事都說出來之後，心情變好了。
“這樣的話，就算不能去聽音樂會，舞子小姐也會饒過你吧。把票讓給她的朋友吧！”
裕之說出他們平常處理這種情況的方法，順從地說：“好吧。”雖然只有一點點，不過還是覺得他蠻可憐的。
接著原本一直沉默不語的偵探，冷不防地提出問題。
“她是做什麼的？在什麼大公司上班嗎？”
裕之回答：“是人才派遣公司。好像比待在同一個企業更靈活、有趣的樣子。”
“老家呢？”
這個問題讓裕之不太高興了。 “你問這個做什麼？那是我女朋友，跟你沒關係吧？”
“說的也是。失禮了。”
我也覺得不可思議，偵探為什麼問這種問題？但這也提醒我了，舞子的老家在哪裡呢？
然後，我這才發現，我從來沒聽她提起過家人或故鄉，難道這就是她“結婚是兩個家庭之間的事，我只想和你在一起”的這種獨特冷漠想法的原因嗎？
沒錯——裕之應該也不清楚她的老家在哪裡。我都沒聽說了，他應該也沒聽過。我揣著他的活動資金，連賓館都一起去了，這一點我很確定。
“餵，你要我們見有妄想症的重考生，目的是什麼？”
大塊頭刑警喝著不知是茶還是咖啡這麼問道。偵探回答：
“我有個異想天開的假設。”
“餵！”
“為了讓你們接受我的假設，作為參考，我覺得先讓你們實際看看打電話給我的那個重考生比較好。”
但是這件事只能留到明天了。
回到署裡，裕之打電話到舞子上班的地方，為明天可能沒辦法去的事跟她道歉，並且會把票寄放在那家咖啡廳。從裕之的聲音聽來，舞子好像沒有生氣。